新刊 | 邢承吉：他们是发不出声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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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铁道》今年同时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荣誉不可谓不高。邢承吉在文中选择文学理论家斯皮瓦克的一句著名的提问——“底层能否发声”——作为线索贯穿始终，而小说本身也确实在反复提醒读者思索这一沉重的问题。结论也许残忍，但小说毕竟通过作者的想象力还原了历史学家无法接近的真实。
他们是发不出声音的人
——评科尔森·怀特黑德的《地下铁道》
文 | 邢承吉
（《读书》2017年9期新刊）
近来时常在想美籍印度裔学者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提出的 “底层能否发声 ”（Can subaltern speak）一问。在读《地下铁道》（Colson Whitehead,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2016）这部小说的时候，这个问题，连同那个大大的问号，不断在脑海浮现。我们知道，斯皮瓦克在她那篇短小却著名的论文里给出的回答是：不，底层永远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The subaltern cannot speak）。这个否定性的回答令人焦虑不安，却也似乎带着毋庸置疑的权威感，给周围的世界染上一层颇为悲剧性的色调。我想先把斯皮瓦克提出的问题放在这里，一来，怀特黑德的《地下铁道》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与斯皮瓦克截然不同的答案，但又似乎无法跳出她的结论；二来，小说的剧情和文本自然会不断把我们重新引回这个问题本身。
科尔森·怀特黑德：《地下铁道》（Doubleday; 1st Edition edition，2016）
并非每一本谈棉花和奴隶制的作品都触及奴隶所面对的充满暴力和血腥的世界。拿到《地下铁道》前，我正在读斯文 ·贝克特（Sven Becket）围绕全球棉花贸易撰写的《棉花帝国》（Empire of Cotton）。当然，贝克特很少讨论棉花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劳动力，他大部分的注意力都集中于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英国商人。这些富有的英国人掌握了美国南部棉花庄园的经济命脉，而奴隶的苦难有多深重、奴隶制是否废除，也似乎全都掌控在这些深谙全球资本市场的棉花巨头手中。英国是棉花帝国的核心区域，它的技术传播到法国、瑞士、德国和欧洲的其他地方，也传到当时较为落后的日本和北美；只消英国棉花市场的价格稍稍上涨，美国南部的黑奴就能感受到变化——落到他们脊背上的皮鞭挥舞得更有力了。
《棉花帝国》所论述的内容，在《地下铁道》里被缩减到一个脚注：“普天之下没有力量敢对棉花开战。棉花就是王。”即便如此，棉花仍旧是《地下铁道》里隐匿的主角，科拉的外婆就是从非洲的家被绑架去种植园摘棉花的，科拉的母亲和科拉的故事则围绕逃离棉花种植园的经历分别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说，《地下铁道》和《棉花帝国》讲的是同一个故事的两个方面。《棉花帝国》解释了《地下铁道》里一个脚注背后的全球棉花贸易网络，而《地下铁道》则填补了《棉花帝国》忽略的个体境遇，尤其是黑奴作为社会底层生命体验的叙事缺憾。类似的对比极有意思，好像是小说家和历史学家之间的角力，看谁能调动足够的资源，更逼近真相。
斯文 ·贝克特：《棉花帝国》（Knopf; 1 edition，2014)）
小说细致地展现了像科拉这样的奴隶个体所面对的日常生活与暴力体验，它打开了那些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被忽略的记忆窗口。然而棉花为何会成为无人可敌的王？尽管我们承认棉制品给生活带来了舒适的享受，然而为何人的生命、价值、尊严，会在棉花面前变得渺小、脆弱、微不足道？为何科拉的外婆却告诉我们：“能下崽的奴隶少女好比铸币的工厂 ……如果你是一件东西，不管是大车、马还是奴隶，你的价值便决定了你的前途。”
科拉的外婆、科拉的母亲，还有故事的主人公——科拉——都曾面对这样的命运：站在市场里像货物一样经受检验，被一次又一次卖掉，又被转手，几经鞭挞和折磨。这些人为棉花的生产提供了劳动力，自己却也沦为商品，被贴上标签，价格随着棉花市价的变化上下浮动。对棉花的需求，决定了黑奴的劳动内容和劳动形式，以及他们的肤色在这种特定劳动关系下的内涵。在《棉花帝国》最精彩的部分，贝克特告诉我们，英国工业化发展源源不断的对棉花的需要，以及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对奴隶所付出的劳动力的需求，把无数黑人引入了南部的棉花种植园和奴隶制的残酷深渊，从此影响并改变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品性，为南北内战埋下了伏笔。
斯文 ·贝克特
按照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的分析，奴隶们所经历的，正是劳动的异化（alienation/estrangement）。黑奴用双手生产越多的棉花，带来越多的财富和价值，他自己（作为商品和劳动力）的价值就变得越廉价和卑微。最后通过他们的双手生产出来的棉花，会成为他们在外部世界的敌人，将他击溃、打倒，最终使他们沦为自己劳动果实的奴隶。而且可怕的是，他所生产出来的东西最终所能提供和维持的生活越是精致优雅，劳动者就越遭到贬值，并且愈发遭到粗鄙和野蛮的待遇。
如果让历史学家和小说家展开角逐，谁能更淋漓尽致地展现事实，逼近真相？怀特黑德的小说使被历史写作忽略的声音在虚构的文体中得到了饱满的展现。它让我们看到了个体是如何通过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理解、妥协，继而去挑战、逃离和反抗这种强大而罪恶的制度与一整套固定的社会安排。例如，科拉的外婆曾在种植园里得到一片不到三平方米的微薄的土地，她在上面种了番薯和秋葵，叫它足足繁荣了几十年；这是她拥有的唯一的东西，在这片土地上，她找到了被奴役以外的生活。在科拉长大的种植园里，一个叫詹姆斯的黑奴，学会了背诵《独立宣言》，尽管主人只将他视作一只在客厅里学舌的鹦鹉，他却将 “人人生而平等 ”这句话复述给了其他被奴役的人。奴隶之间的舞会和音乐，给科拉这样找不到存在感的年轻奴隶，带来了一些独特的体验，使其在永远为奴的状态里继续维持作为人的意识。地下铁道更是为人们逃离奴隶制的枷锁提供了可能，科拉就是在朋友的帮助下，与地下铁道的站长和业务员取得联络，躲开了抓捕逃奴的赏金猎人，千辛万苦寻得了自由。
值得指出的是，在奴隶制的罪恶下失声的不仅仅是被奴役的人，白人中间的废奴主义者和黑人的同情者，要么被驱逐，要么同那对老夫妇一样遭到暴民的鞭打、凌辱，甚至公开处死。然而在小说中，这些在主流话语里沉默的持异见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地下车站的参与者在自己的谷仓、农场底下修建了秘密运送逃奴的站点，有的用彩石精心装饰起来，有的则粗糙得像刚开掘出来的山路；那对后来被暴民绞死的老夫妇则把逃跑的黑奴藏在自己家低矮的阁楼里，藏了好几个月。这些白人打心底里憎恶奴隶制的罪恶，欣喜地看着一个个奴隶通过地下铁道获得自由，好像在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那套白人至上的话语上扯开了一道道的裂缝。这些人，像沃尔特 ·约翰逊（Walter Johnson）在《黑暗梦想之河》（River of Dark Dreams , 2013）里谈及的那些坚持以人道方式对待黑奴，并因此惨遭灭口的白人一样，他们的抗议威胁到棉花帝国所维系和依赖的一整套的种族秩序，最后发现自己只有死路一条。约翰逊在审讯档案的蛛丝马迹里，找到了一个名为布莱克（Ruel Blake）、对奴隶制持有异见的白人。他拒绝鞭挞他的奴隶，并且在众人面前表达不愿意伤害那名黑奴的意愿。在遭遇了一系列指控和审讯之后，这位布莱克先生被暴民殴打致死。若非翻阅地方审讯记录，谁会记得有这样一个在万马齐喑的年代为黑人献出生命的秉守良知的普通白人呢？
《地下铁道》所试图描绘的，不只是那个唱响《独立宣言》、拥抱托马斯 ·杰斐逊 “自由帝国 ”（Empire of Liberty）理想的、白人的美利坚合众国，而是与这些道德理想所共存的另一个黑暗、讽刺而充满悲剧性的美国。小说中涉及了大量的惊险和暴力，然而怀特黑德的写作却异常简洁、冷静、沉郁，如黑白素描一般写实。地下铁道是建在黑暗的隧道里的，多数是破破烂烂、情状凄惨的无人光顾之地，如幽灵般横亘在地底下。有人告诉科拉：“如果想看看这个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你们得坐火车。跑起来以后，你们往外看，就能看到美国的真面貌。”然而怀特黑德借科拉的视角告诉我们，火车跑起来以后，隧道里一片黑暗，美国真实的面貌，对逃奴而言，除了黑暗还是黑暗。车站和车站以漆黑的隧道相连，而究竟逃到哪里才能躲开奴隶制的阴影，一切尚不确定。对绝望的逃奴而言，最可怕的念头，莫过于意识到：“仿佛世界上再也无处可以逃离，只有一个个要逃离的地方。”怀特黑德往往以极轻描淡写的笔法描述一个人的堕落和死亡，谈的是极为沉重的话题，用的却是轻如鸿毛的语气。在描述科拉逃亡的关键时刻与人搏斗的情景时，怀特黑德写道：“时间好像是臆想出来的 ……”一笔带过搏斗与杀戮的血腥场面。论及地下铁道的参与者如何因为私藏黑人逃奴而被处以绞刑的场面时，他则以冷峻的笔调谈到人们如何叫啊，跳啊，捡起石头，蜂拥向前，至于那对善良、年迈，拼尽一切救了科拉一命的白人夫妇是如何惨死的，他并未多谈，只给人留下唏嘘与叹息的空间。
在接受了那么多人的舍命相助后，科拉逃亡故事的结局，更加令人惊惶、感慨。在印第安纳州，逃脱奴隶制的黑人建立起来自己安居的牧场和庄园，拥有了自己的图书馆和学校、自己的社群。然而就在这一切安静祥和的背景下，白人的枪射中了正在演讲的黑人领袖，大屠杀随之而来，印第安纳州的白人欢呼雀跃，嘶吼着，把周围的黑人拖入黑暗。科拉被一直猎捕她的赏金猎手带走。所幸她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继续逃亡，与其他沿着地下铁道逃亡的奴隶相遇。至于科拉是否赢得了幸福和尊严，怀特黑德对此守口如瓶。不过，最令人动容之处或许并非结局本身，而是在临近结局之处，怀特黑德以草蛇灰线之笔，点出了科拉母亲真正的经历。每个人都以为科拉的母亲幸运地逃走了，并为此无情地放弃了自己的女儿，但事实是这个可怜的女人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决定趁夜逃离种植园。她的逃亡异常顺利，没有遇到障碍，却在孤独中想起了自己年幼的女儿，感到绝望。她的不舍使她决定赶在清晨到来之前返回种植园，可就在返途中，她被毒蛇咬伤，沉入沼泽。逃走是她面对死亡威胁时的本能反应，然而对女儿的爱使她犹豫、折返、最终丧命。而这个可怜的、陷入沼泽而死的女奴的故事，可能永远不会有人了解，就连她的女儿也怀着对她持久的怨恨。
科尔森·怀特黑德
社会底层是否可以在历史叙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怀特黑德竭力让这些沉默的、被异化和奴役的人发声，然而即便如此，他似乎依旧无法动摇斯皮瓦克所得出的看似残忍的结论。他笔下的人物当然不是哑巴，但依旧没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被牢牢锁在了时代的枷锁里。他们存在的记录，留存在小说每一节开头的逃奴通缉令里。他们无法为自己发出声音，而永远是被描述的，或为听话的奴隶，或为胆敢逃走的罪犯。在通缉令里，女主角科拉只是一个 “性情活跃，手段狡狯 ”的中等身高的黑奴，类似的描绘就像是一记耳光，一个笑话。然而研究历史的朋友当然也会有所警觉，关于奴隶，这些通缉令往往才是我们翻阅档案能找到的唯一线索。在这个围绕科拉逃亡展开的地下铁道的故事里，科拉的母亲就是无法发声的社会底层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她闭上了嘴，永远沉默。就连她最爱的女儿科拉也听不见她的声音，充满怨恨地以为她任由自己的女儿在这个丑恶的世界自生自灭。奴隶制对人性的伤害，对家庭和道德的伤害，深入而持久，看不到尽头，而像她这样未及发声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的人，还有许多。值得庆幸的是，由于这层权力话语构造的阻碍，历史学家所难以逼近的真实，经过怀特黑德丰富的想象力得到了还原和重现。
（《地下铁道》，［美］科尔森 ·怀特黑德著，康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七年版；Sven Becket, 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 ,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5； Walter Johnson, River of Dark Dreams: Slavery and Empire in the Cotton Kingdom ,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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